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提法應當看作是重大理論創新和亮點，表明黨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認識的深化，對中國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 ?/p>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對中國經濟增長會有怎樣影響？筆者以為，未來五至十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會有所回落。但仍有持續增長的動力，特別是內需潛力巨大。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釋放居民消費潛力，保持投資合理增長，擴大國內市場規模。”消費需求的進一步釋放，有賴于中國整體改革，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如果改革較為成功，支撐未來中國10年7%左右的中速增長是完全可能的。
中國居民消費正從生存消費向發展型消費轉變
2012年，中國人均GDP已達到6166美元(人均38852人民幣)，進入到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從我國的情況看，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正處在不斷升級過程中：即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費品的升級；由私人產品到公共產品的需求升級。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民生活水平已從以溫飽為目標的生存型階段，全面進入以人的自身發展為目標的發展型新階段。由主要追求溫飽向教育、醫療等轉變。在社會需求結構急劇變化的趨勢下，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巨大需求與政府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提供有限性的矛盾日益突出。這一矛盾，實際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在新時期的一種表現形式。為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新一屆政府大力推行“兩個凡是”，即李克強總理2013年3月上任之初提出的，凡是市場能夠做到的，交給市場；凡是社會能做到的，交給社會。該加強的宏觀管理切實加強，把改善民生、加大公共產品供給、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作為政府的主要職責，就成了今后一段時期政府工作重中之重。而改善民生，加大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供給，推動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對緩解上述矛盾，提升內需潛力具有重要作用。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將使居民消費巨大潛力得以釋放
中國目前居民收入差距之大引起了國人的普遍關注。以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為例，國家統計局2013年1月18日公布中國2012年基尼系數為0.474。國家統計局之所以公布這組數據，可能與2012年12月，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在京發布的數據有關。按照他們的調查，2010年中國家庭的基尼系數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推進社會領域制度創新，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如果改革到位和徹底，將使中國居民消費潛力得到足夠釋放，進而成為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最重要的引擎。
推進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關鍵在于落實。并且，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很綜合性的問題，單兵突擊式的改革已難以為繼，需要全面改革方能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深化行政體制、財稅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就業制度、教育體制、醫療衛生體制、國企、戶籍等多方面的改革，需要推進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和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甚至政治體制改革，即通過綜合措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會起到實效。特別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強對公權力的制約，打擊腐敗，才能從根本上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
加大財稅體制改革，也會對擴大內需起到重要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要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中國目前的財稅體制問題較多，迫切需要進一步改革。以所得稅為例，在現行所得稅分類征收方式下，由于缺乏對多種形式的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有效的監管手段，致使出現了富人少交稅、窮人和工薪階層多交稅的逆向再分配局面，助推了收入差距的擴大。此外，政府財政轉移支付導向不明確，調節功能微弱，各級政府事權和財權范圍模糊；轉移支付形式繁多管理分散。所以，應當加強個人收入調節。做到依法治稅，應收盡收，充分發揮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推進產權制度改革
我國目前收入分配格局，國家和企業分得多，居民分得少，是我國現有分配格局的最大特點。政府分配占比高，問題癥結在于政府職能轉變滯后，產權制度改革緩慢。為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完善產權保護制度”。這需要進一步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推進產權制度改革，深化資源價格改革，限制一些地方政府出賣資源的收益。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舉措之一。
產權是關于財產的權利。由于我國要素市場不健全，要素的產權不明晰，使得各種要素的貢獻不能完全按照公平的市場價值得到實現，產權利益扭曲。以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為例，由于“所有者虛位”和“政企不分”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在建立了公司制的企業中，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尚未真正形成。在企業產權制度不完備，缺乏有效監督制約制度的情況下，草率實行經營者股權激勵等向少數經營者傾斜的分配方式，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在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方面，由于土地產權問題沒有解決，使得土地得不到合理配置和使用，還嚴重助長了政府批地過程中的權錢交易和徇私舞弊，使少數人中飽私囊，廣大農民卻不能從中受益。為此，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
如果收入分配改革到位，將會極大提升我國居民消費率。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消費率相差近30個百分點。差距大，提升空間也就大。2008年中國內需市場規模只有美國的1/6，但到了2020年，預計將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占全球消費總額的25%。這個分析的數字表明，未來10年，我國有望從投資生產大國轉型為消費大國。
進一步推進中國人口城鎮化發展步伐
我國目前仍處在城鎮化快速推進時期。2002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只有39.1%，而到了2012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則達到了52.6%。十年間，城鎮化水平提升了13.5個百分點，年均達到了1.35個百分點，是改革開放35年間城鎮化水平增長最快的時期。中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既對經濟持續增長起了重要保障作用，同時也對改變人們的觀念和生活方式產生重要影響，成為擴大內需的重要平臺。
我國以人口城鎮化為主要依托的需求潛力釋放，是未來10年可持續發展的一大優勢。2012年，中國城鎮化水平為52.6%，要達到65%的人口城市化水平，至少還有10年以上的增長時間。
要加快中國人口城市化發展，一項重要任務是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而這其中的重要阻礙就是戶籍制度。要對現行的戶籍制度進行改革，就是要取消其依賴于戶籍制度的各種歧視。應逐步創造農民工可轉化為穩定的城市產業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環境。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
為非公經濟健康成長提供公平競爭環境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十八大報告有關引導非公經濟發展的關鍵詞是“平等”、“公平”、“同等”。
近年來，國務院出臺了多部鼓勵非公經濟即民有經濟發展的政策，但實際效果并不盡如人意。2005年國務院出臺了支持、鼓勵和引導非公經濟的36條；2010年又出臺了鼓勵和引導民營資本投資的36條。2012年7月又出臺了新36條設施細則。如果說，2005年搞非公經濟36條可以看作是一個重大進步的話，那到了2010年，再搞另一個36條的時候，說明2005年出臺的36條，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得到很好落實。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非公經濟即民營經濟本身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條件。一個健康有序的市場經濟，對不同的所有者，就是平等對待。而政府的一項重要且基本工作，就是為市場參與者提供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經濟要保持持續增長的活力，一個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進一步放手發展非公經濟，讓非公經濟的巨大潛力得到釋放。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指出，“要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完善金融市場體系”。
中國金融系統，特別是銀行系統壟斷情形嚴重，影響了中國經濟，特別是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拉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有礙于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實現。
國有壟斷銀行或大銀行，過多地依賴行政管理，禁止商業銀行展開競爭，同時利用存貸差的政策來確保國有銀行的利潤，利差達到2.5%～3%。由于存款的利率是行政控制的，貸款利率是放開的。2011年銀行利潤總額達一萬多億元，比前年增長36%以上。銀行的巨額利潤是在實體經濟困難重重和老百姓長期承受負利率的背景下取得的。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實體經濟，特別是非公經濟的健康發展。這就需要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推動民有銀行的發展。因為利率市場化后，民有銀行的發展，會提升銀行之間的競爭程度，存款利率會提高，貸款利率則會下降，這會使銀行通過巨大的存貸差獲取高額利潤成為不可能。推進利率市場化，將會極大提升資源配置的效率，推進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全和完善程度。
